希腊小庙

在网站上看人玩的点名游戏

拿起离你最近的书，翻到第77页，找到第7句话，报出来，（连同书名）；

然后传下去……

表说你没身边没有一本书

于是翻了翻自己看的书，答案是：

假设自己的生命已如燃烛之末，随时即将结束、寂灭，这是我父亲病后的一个总的思考轮廓。

——张大春 《聆听父亲》 

那些和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他们此时此刻的第77页，第7句话是什么呢。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pinkonion 

朋友们，如果你看了上面的文字，请写下你的答案：）

      在美留学时，我打过各种零工。其中有一回，我和上海来的老曹去给家中国餐馆装修房子。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上海人，尖嘴猴腮，吝啬得不得了；给人家当了半辈子的大厨，攒了点钱，自己要开店，又有点烧得慌——这副嘴脸实在是难看，用老曹的话来说，是一副赤佬像。上工第一天，他就对我们说：我请你们俩，就是要省钱，否则不如请老美。这工程要按我的意思来干。要用什么工具、材料，向我提出来，我去买。别想揩我的油……
　　以前，我知道美国的科技发达、商业也发达，但我还不知道，美国还是各种手艺人的国家。我们打工的那条街上就有一大窝，什么电工、管子工、木工等等，还有包揽装修工程的小包工头儿；一听见我们开了工，就都跑来看。先看我们抡大锤、打钎子，面露微笑，然后就跑到后面去找老板，说：你请的这两个宝贝要是在本世纪内能把这餐馆装修完，我输你一百块钱。我脸上着实挂不住，真想扔了钎子不干。但老曹从牙缝里啐口吐沫说：不理他！这个世纪干不完，还有下个世纪，反正赤佬要给我们工钱……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要是不懂怎么装修房子就去揽这个活，那是我们的错。我虽是不懂，但有一把力气，干个小工还是够格的。人家老曹原是沪东船厂的，是从铜作工提拔起来的工程师，专门装修船舱的，装修个餐馆还不知道怎么干吗……他总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买工具、租工具，但那赤佬老板总说，别想揩油。与其被人疑为贪小便宜，还不如闷头干活，赚点工钱算了。
　　等把地面打掉以后，我们在这条街上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顺便说一句，打下来的水泥块是我一块块抱出去，扔到垃圾箱里，老板连个手推车都舍不得租。他觉得已经出了人工钱，再租工具就是吃了亏。那些美国的工匠路过时，总来聊聊天，对我们的苦干精神深表钦佩。但是他们说，活可不是你们俩这种干法。说实在的，他们都想揽这个装修工程，只是价钱谈不拢。下一步是把旧有的隔断墙拆了。我觉得这很简单，挥起大锤就砸——才砸了一下，就被老板喝止。他说这会把墙里的木料砸坏。隔断墙里能有什么木料，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破烂木头。但老板说，要用它来造地板。于是，我们就一根根把这些烂木头上的钉子起出来。美国人见了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如实一说，对方捂住肚子往地下一蹲，笑得就地打起滚来。这回连老曹脸上都挂不住了，直怪我太多嘴……
　　起完了钉子，又买了几块新木料，老板要试试我们的木匠手艺，让我们先造个门。老曹就用锯子下起料来：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锯子不像那么回事儿，锯起木头来直拐弯儿。它和我以前见过的锯子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正在干活，来了一个美国木匠。他笑着问我们原来是干啥的。我出国前是个大学教师，但这不能说，不能丢学校的脸。老曹的来路更不能说，说了是给沪东船厂丢脸。我说：我们是艺术家。这话不全是扯谎。我出国前就发表过小说，至于老曹，颇擅丹青，作品还参加过上海工人画展……那老美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艺术家！我暗自得意：我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是如此浓郁，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谁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人没有像你们这么干活的！等这老美一走，老曹就扔下了锯子，破口大骂起来。原来这锯子的正确用途，是在花园里锯锯树杈……
　　我们给赤佬老板干了一个多月，也赚了他几百块钱的工钱，那个餐馆还是不像餐馆，也不像是冷库，而是像个破烂摊。转眼间夏去秋来，我们也该回去上学了。那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天天催我们加班。催也没有用，手里拿着手锤铁棍，拼了命也是干不出活来的。那条街上的美国工匠也嗅出味来了，全聚在我们门前，一面看我们俩出洋像，一面等赤佬老板把工程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连老曹也绷不住，终于和我一起辞活不干了。于是，这工程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掉进了美国师傅的怀里。本来，辞了活以后就该走掉。但老曹还要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干活的。他说，这个工程干得窝囊，但不是他的过错，全怪那赤佬满肚子馊主意。要是由着他的意思来干，就能让洋鬼子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干活的……
　　美国包工头接下了这个工程，马上把它分了出去，分给电工、木工、管子工，今天上午是你的，下午是他的，后天是我的，等等。几个电话打出去，就有人来送工具，满满当当一卡车。这些工具不要说我，连老曹都没见过。除了电锯电刨，居然还有用电瓶的铲车，可以在室内开动，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留下的破烂从室内推了出去。电工上了电动升降台，在天花板上下电线，底下木工就在装配地板，手法纯熟之极。虽然是用现成的构件，也得承认人家干活真是太快了。装好以后电刨子一跑，贼亮；干完了马上走人，运走机械，新的工人和机械马上开进来……转眼之间，饭馆就有个样儿了……我和老曹看了一会儿，就灰溜溜地走开了。这是因为我们都当过工人，知道怎么工作才有尊严。

 

工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王小波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

最近做模型累得慌，转美文一篇排遣排遣。喜欢陶渊明的诗，对我胃口，且容易下胃，不须抱着本古汉语字字典就可通读，当然，是囫囵吞枣地读——倒也很是舒服，毕竟咱又不是中文系的，也不须再参加什么古诗文竞赛了。照片和文章毫无关系，拍摄的地点在徐家汇公园。考察基地的时候顺便拍的。只是想找个有树的地方，散散步。

严肃的人生哲学离不开对于死亡的思考。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这种似乎是回避问题的态度给后来玄学和佛教的流行预留下很大的余地，也奠定了中国人达观进取的基调。
   
    陶渊明认为死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人总是要死的，不管他曾经是何等样人：“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所以无须多去费神安排，“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在去世前不久，陶渊明为自己写《自祭文》，其中把死说成是“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先住旅馆，后回老家，平平常常，都没有什么遗憾。这种既实际而又通达的人生态度贯穿了诗人的一生。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两个东西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是他的家园，也就是所谓“逆旅之馆”，这里是他世俗生活的地盘；另一个是坟墓亦即“本宅”，这里是他的归宿，也是他的大本营。
   
    陶渊明同先前许多隐士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隐是“归隐”，没有按古老的传统安排在山林岩穴或别的什么人迹罕至之处，他过的是非常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毫无怪异的色彩。既然人的一生不过像住了一段时间旅馆，何必一定要去深山老林？陶渊明无比热爱自己的家园，一再形之于歌咏。在《归园田居》诗中他曾经兴高采烈地说起他借以安身立命的住所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又说这里“户庭无尘杂”。总之，虽然建筑面积并不大，更说不上奢华，但相当宽敞、幽静、净洁，隐居是足够了。陶渊明换过几次住处，他对自己的家始终有一种特别的深情，高唱过“吾亦爱吾庐”的佳句，《读山海经》的第一首道：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有那么几间屋子，周围种上树，园子里种点蔬菜，在家园里饮酒读书——这就什么都齐了。活着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地活着，充分享受生活。
   
    陶渊明在诗里又多次写到过坟墓，他特别喜欢凭吊坟墓以及废墟。《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云：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有感于墓下之陈死人，深知活着是一种幸福，那么就尽情享受生活吧。
   
    在陶渊明那里，安贫乐道和及时行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等到他年纪渐老，身体欠佳，预感到死亡正在向自己逼近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服用某些药品和补品，而更突出的是表现出对死亡的坦然和达观，他预先写下了一份近乎遗嘱的文字《与子俨等疏》，平静地对后事做出了安排。其时又写有《杂诗十二首》，其七云：
   
    弱质与颓龄，玄鬓早已白。
   
    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
   
    家为逆旅舍，我当如去客。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他要离开旅馆回归本宅去了。当他知道死亡就在眼前而且无可改变时，心态是平静的，“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素幽告终，怀和长毕。”（颜延之《陶征士诔》）心态平和，很安静地准备好回老家去。
   
    陶渊明在《自祭文》中说，自己“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其时他写的三首《挽歌诗》尤为旷达，充分表达了他的乐天知命思想，凡此种种，都确实是像回老家的样子。陶渊明不是那种高谈大道理的理论家，他躬行他相信的东西，或者说他只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和道理。
   
    近读杨绛老太太的《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见其自序开头便道：
   
    二○○五年一月六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这里区分“回寓所”与“回家”，恰恰与陶渊明的提法合若符契。
   
    《走到人生边上》是一本读来很有兴味的书，多处令人想起陶渊明来。
   
    热爱生活，视死如归——拿这八个大字来归纳陶渊明以及与他相视而笑的古今达人高士之生死观，也许是合适的吧。